4·赋予检察机关行政公诉权，是检察制度的发展趋势。
四、法院对规划相关行政诉讼的司法技术在阐述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法定效力和部分内容相关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后，需对法院规划相关行政诉讼的司法技术做一个梳理。本文认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具有比行政计划更高的法定效力，部分明确性内容的相关行政行为可请求法院予救济。
、本规划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具有法律效力。（三）证明责任我国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是合法性审查标准，并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这一点需要在规划相关诉讼中坚持，因此仍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行政主体证明相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往往只有在立法机关将宪法上的社会权细化为立法后，公民的社会权才可能获得保护，政府也有裁量权来决定实现社会权的具体方式。而在日本学界，则认为行政计划具有使私人的权利义务具体地发生变动的效果时，除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经济社会基本计划、土地利用基本计划外，一般应承认它具有可诉性。作者简介：翟翌，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见高秦伟：《行政计划及其法律规制》，《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另一类是不体现为数字，但具有确定性内容的事项，如全国规划中的实施艾滋病防治、肺结核防治、农村妇女孕前和孕早期补服叶酸、农村妇女住院分娩补助、农村妇女宫颈癌乳腺癌检查、贫困人群白内障复明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宪法权利保障和宪法权利保护在对权利保护的方式和重点上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自然反映在宪法对基本权利和非基本权利的保护方面。
不过这种保护是被动的，在个人未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国家权力一般不允许主动介入。这种思维模式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就是，权利产生于宪法而非宪法确认权利，这将在根本上颠倒宪法文本与权利存在之间的关系，使权利由宪法的前提和基础转变为只有在宪法中权利才能找到自己的空间，这必将置权利于一种岌岌可危的境地。根据这种价值排序，宪法未列举的权利具体指那些在权利类型外部排序中处于较后次序的权利，或者是那些在权利类型内部排序中处于较后次序的权利，这些权利由于在价值排序中处于较后位次而失去当选资格。{9}249由于自然法的这种认识充满了先验论的色彩，因此其观点招致了其后的实证主义法学的诸多批评。
信息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后工业文明时代才逐步产生的一种权利。{8} 万健琳．公民与制度：共和主义两条进路的分立与复合[J]，哲学动态，2010，(3)。
这里价值排序上的差异与两国的宪政实践是紧密相联的。对信息权的保护最早主要反映在民法和行政法的领域，民法领域主要解决信息侵权的问题，行政法领域主要解决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问题，这类部门法领域的保护手段用尽以后，信息权保护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宪法层面。而从实然层面来看，每一种宪法文本不得不对权利进行具体列举，因此从形式上看宪法保障的权利又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从权利本身的实现来看这种权利需要依靠国家权力的积极作为才能最终实现，因此国家权力对基本权利的保护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权利保障。
基本权利是公民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不可转让的、稳定的具有母体性的权利，它在权利体系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2} 王广辉．论宪法未列举权利[J]，法商研究，2007，(5)。目前在工业发达国家，环境问题已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环境权作为一种新型的基本权利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2}60从逻辑的角度来看，采用列举法是无法穷尽列举对象的，这是列举法本身的局限性。
{5} 张卓明．法官能否推定未列举权利?——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述评[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1)。环境权即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新类型的权利发展演化非常迅速，很快地从非基本权利发展到基本权利的阶段。
权利保护是权利存在的基础，缺乏保护的权利是一种不完整的权利。宪法对权利的保护是一种基础性的保护。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应然层面的研究是一种宏观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多运用抽象思维对法学的基础问题进行功能性的研究，它长于宏大叙事和哲理思辨，可以为法学实然层面的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作为近代立宪主义的两大思想基础，在对自由权与平等权的宪法保护上存在不同主张，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二元划分即是这两种主张在宪法保护功能上的具体反映。从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划分来看，基于自然法理论，早期的权利理论认为人的权利主要表现为自由权，这种自由权具有个体化特征。原旨主义是指应依据制宪者的意图或者宪法条文的含义来解释宪法。二、非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必要与可能（一）非基本权利宪法保护之必要从立宪主义的历史发展来看，宪法的制定是和权利的保障密不可分的，权利保障是宪政的目标和归宿。从其功能来看，这两种理论并没有高下之分，对于不同类型的案件，两种理论各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从这里可以看出，宪法修改实际上是宪法解释的必然逻辑结果：每一次宪法解释都会对宪法的保护范围进行必要的扩张，这种扩张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扩张后的范围总会在某一时刻达到宪法文本所能容纳的最大范围，此时继续作出扩张性的解释已经成为不可能，因此对权利保护的回应就必然走向宪法修改。实证主义法学认为，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处在社会环境中的人更多的表现出一种社会性而非自然性，因此人的权利是一种社会权利，人类社会越发展，权利的这种社会性就体现得越明显，因此人的权利发展存在由自由权不断向社会权转化的趋势。
潘爱国（1970—），男，湖北武汉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而对于宪法的权利保护领域而言，非原旨主义对宪法权利的保护则更为有利，这一点在联邦最高法院成功地将隐私权引入宪法保护领域的系列案件中体现得犹为明显。
这种权利保护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而不是对社会权利这种集合式权利的保护。宪法对权利的保护一般是通过司法途径来实现的，司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法律解释的过程，如果不对宪法作出解释，宪法就无法在具体案件中予以适用。
由于列举无法穷尽列举对象而只能作有限列举，因此哪些权利应当由宪法加以列举就成为制宪者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1965年Griswold V. Connecticut[4]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宪法上的隐私权概念，判决已经结婚的夫妇享有避孕的权利。持宪法解释原旨主义观点的法官坚持认为，法院是适用法律而非创制法律的机构，法院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宪法的原意来适用，既不能作扩大解释，也不能作缩小的解释，必须尽量使解释的结果与制宪者的原意相吻合。从这两种方式保护的权利类型来看，直接方式所保护的主要是基本权利，因为宪法条款所列举的权利本身就是基本权利的主要部分。
1787年，美国东海岸十三个州的代表在宾夕法尼严州制定了美国联邦宪法，该宪法共有七个条文，这七个条文中并未包含权利列举的条款。另一种类型的保护要求则突破了现行宪法文本的限制，而是在新的基础上提出了保护要求，面对这种保护要求，即使对现行宪法保护范围作出扩张性解释也仍然无法将其涵盖，这个时候宪法的修改就成为必要。
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应当具有的权利。通过这种理论主张可以看出，就宪法权利保护而言，公民个人自由更类似于一种消极权利，国家权力承担的义务主要是消极不干预。
在纽约时报案[2]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权高于名誉权，只有在言论自由存在实质恶意的情况下才需要对名誉权受损的一方予以赔偿。从权利发展的历史来看，自由权是权利发展早期的一种形态，这种权利要求国家权力只提供消极保护，而无需对其进行积极保障。
而间接方式所保护的权利则主要是非基本权利，当然其中也包括未在宪法中加以列举的那部分基本权利。间接保护又可具体划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其它部门法在制定的过程中即应遵循宪法权利保护的原则和精神，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在这些部门法制定之时即已渗透其中，当司法机关运用部门法对权利实施保护时，宪法保护权利的目的已经通过间接途径得到了实现。{3} 张翔．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结构与解决模式[J]，法商研究，2006，(4)。直接保护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宪法诉讼案件中直接以宪法为依据对案件作出裁判，从而对案件涉及到的权利给予保护，如德国宪政法院对人格尊严的保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表达自由的保护，它们都是通过直接适用宪法中的权利保护条款而对公民的权利实施保护。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这是从应然层面对宪法功能作出的描述。而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也在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全方位的变化，面对个人权利提出的种种新的要求，国家权力也从消极被动的地位逐步转向积极主动的地位，开始为各种社会权利的实现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
首先从宪法的功能来看，对权利提供保护是宪法的基本功能，宪法对权利的保护是一体化的而非以权利的类型划分为前提的。在工业文明以前乃至于工业文明早期，由于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发生互动关系的频率和规模有限，因此信息在个人发展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明显，再加上个人和社会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的技术和手段有限，因此在信息领域并未萌发出权利的需求。
由于宪法权利保护的有限性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此我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宪法权利保护范围只以基本权利为限，对非基本权利而言，宪法可能是爱莫能助——宪法无力对非基本权利提供保护。根据德国的公法学理论，公民的权利根据其效力的不同可以分为主观权利和客观权利。
